腿的功能
曾听到这样的一则故事：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某君深受迫害，最后身陷缧绁，但他一直不服强加于他头上的“罪行”。到以后开释之时，他忽然感激，主动写了一份涕泪俱下的“认罪书”。这
我常想，倘若强迫你非写不可，因迫于压力，为应付此种例行公事，写一份似也不足怪。当然也有人指责这类违心之论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应有之“败笔”，认真固然是好的，但无奈那年代世事本属一场荒唐丑剧，是即非，非却乃是，真是假，假却成真，人都在谎言中过日子，说假话中保安全，那么被迫写一份违心的假话实在算不得什么罪孽。然而那位某君却并没有人硬要他写，他是主动写的，他的陈述是否出自肺腑抑或只是虚应故事，且不去论他，但从他主动写这一点说，就属于对权贵的一种讨好，说得透彻一点，是一种献媚。自此，他先前的那种不认账、不服罪等闪光的一面，便弄得十分模糊了。
我常想，一个人的步子，缘何常因世移时易而变？想来想去，无非关系到自身的利害，既然开释了，对己有益，就会前嫌尽弃，产生出一种廉价的感激心情来。想起这点，人的价值也够可怜的。
由此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，那是从昆德拉的小说《玩笑》中看来的。这本小说的《序言》中写到：在1968年，法国著名作家阿拉贡对苏联入侵捷克，态度极为愤慨，断然告诉别人，他将永远不再踏上苏联的土地。他说：“即使我想去，我的腿也不会同意。”经过四年以后，他的腿却同意带他去莫斯科接受勃列日涅夫颁发的一枚勋章；十四年以后他的腿又把他带到法共代表大会的讲坛，那次大会既宽恕了苏联在阿富汗的暴行，又宽恕了在波兰的奴役。然而一前一后，是同一个阿拉贡。
人，本来是会变的，变动的开关是利与害，最终是利益。你不是想要自由吗？我开释你，你还不感谢我？你不是想要荣誉吗？我给你勋章，使你举世闻名。这开关一动，那发誓不动的腿也跟着会动起来。
明人黄宗羲有诗云：“锋镝牢囚取次过，依然不废我弦歌。”能达于此情者难也哉，然而又是何等的贵也哉！
昆德拉谈历史的圈套
读昆德拉的小说很有趣，小说的故事让你在发笑中感到痛苦。依然是那本《玩笑》的小说中说的：假如一个人被迫在个人生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，他能避开这历史的舞台吗？不能。我一直相信，“历史的悖论与个人生活具有相同的基本特性”。他认为，人们会由此陷入种种圈套里去。“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玩笑的圈套；受到乌托邦的迷惑，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，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，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。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，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。”
捷克人一度迷惑于乌托邦的大欢喜中，曾经是朋友或同学，但总有一方会把自己装扮成十分严肃的样子，以维护对乌托邦教义的虔诚而显示的威严，因为这，就不惜捉弄或践踏别人，或者说为别人设置圈套，但自此后，自己又为另一人设置的圈套所笼罩，如此循环不已。最后，他们认作已走进了的天堂大门，却发现都陷入在地狱里。
历史的玩笑给小说家的感应是“惆怅的怀旧”与“冷峻的怀疑”。
读的是捷克的故事，不过很容易引起联想，那种循环不已的圈套，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曾连续不断地演出过。为了适应造神的需要，无数人群只一夜便发起疯来，肆意乱打乱砸，以显示神的威力。那一回，打倒的是“走资派”，便不顾死活的尽力打去，岂知不久后，那造神群体中最虔诚和最疯狂的一族，却被圈套分截成几派，各自称自己是造神的正统，于是各不相让，残杀起来。剩下的最纯粹和可靠的是年轻人了，但忽地又飞来抓“五一六”的圈套，终于使他们不免也遭殃。到最后，终于来了一大圈套，年轻的上山下乡，年纪大一点的和老弱辈一律走“五七”道路，全体向贫下中农学习而了事。这一回总算做到老中青人人有份，无一可免，能脱出圈套者几希，可谓百不得一了。
迷恋于造神的动机不一，有虔诚而至于志心朝礼的，也有为保护自己免于受难而不得不随大流的，更有那种全身心投入希望博得青睐以期日后可以讨个出身的，原因不一，但做法相同，那就是踩在别人满是创伤的身上走过去。照此路子，自可走上天堂路。无奈不知层出不穷的圈套的算计，刚进入天堂门，“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”，到头来才明白已经置身于何地。但是确实也真的，这时节，历史正在那里开怀大笑。
可以看明白，圈套之道岂止是“惆怅”和“冷峻”所能说尽的，它固然神奇无比，只可惜它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。
旧事新识
我在少年时，总不懂得为什么本来可以立即回报的事而不能回报，例如说，有人打我，难道我不还手打他么？可是事情并不如此。
我的父亲在一家小饭铺帮工，一天，我有事去找他，在店门口呼叫，这时恰有一个人要进店用餐，见我呼叫就走开了。老板见后大怒，将我大骂，对我拳足交加并把我推出店门。我虽小，却要还手，不料父亲走了出来，对我吆喝一阵，也帮着老板把我推走。
我实在不懂。以后经父亲说开，我仍不明白，又似乎明白了一点，他说，不帮老板推走我，连同他也会被老板推走的。
到以后长大了，更懂得了一些，知道父亲这么做，是为了生存，只能忍气吞声，儿子被打，他还帮着老板，我有点觉得，这是一种奴性。我以为，救之之法还是应该还手，甚至被老板炒鱿鱼也在所不惜，要消除奴性。这是鲁迅先生说过的，他对奴性的批判是：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”
但是争了呢，父亲就会没有饭吃，连同我也没有饭吃，父亲为了这口饭，只好保持奴性，不像个人，夹着尾巴做人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父亲本是个刚强的人，为什么变得如此窝囊？我一直没有弄懂。
近来偶尔读一本十七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写的《思想录》，其中有一段话，读后似乎得到了一点新的感悟。他说：
受到打击就要恼怒……但是由于还有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根本的好东西，所以这一点就是十分可愿望的；一个人受到打击而并不因此怀恨的，乃是一个被损害和需要所压垮了的人。
父亲之受打击而不怀恨，倘说只是为了吃饭而甘受损害，是可以理解的，然而那“需要”又是什么？我慢慢地省悟到，正是这“需要”才是父亲被压垮的真正原因。“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根本的好东西，所以这一点就是十分可愿望的”，这段话可谓鞭辟入里之论。帮老板推走我，不唯是为了生存，在老板与儿子二者之间的选择，他选择了帮老板让儿子受辱，这一讨好行为，足以消弭老板的怒气，还可以博得老板的欢心与信任，这就是“需要”。有了这，对父亲大有好处，他不但可以稳固地在饭店里做下去，说不定还有在将来被提升的希望。这便是“根本的好东西”。
很可怕，我怀疑父亲的灵魂深处是否隐藏着这可怕的东西。
可是时至今日，我仿佛还不时看到类似将儿子推出去的事例。
千百年来造成的“精神奴役的创伤”的消除，是何等的艰难呵！
（摘自《晨昏断想录》，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，定价：19.8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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